条约尚未生效,在北京康有为等1700多举人闹起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学潮,那时天安门前尚未有广场,那时举人们都比较斯文想不出“闹绝食”这些花样,他们游行到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围着不走请愿,加上围观群众达上万人,急坏了顺天府和九门提督,那时还没有“工人民兵”,但“戒严部队”反应很快,一路上也没遭到暴徒阻击,准时到达指定位置,可这些闹事的人都是天子门生,能不能动粗,动到何种程度,最好请示一下。“八百里加急”报到大内,西太后正在做足底按摩,垂着帘子明确表态:要旗帜鲜明反对动乱;组织处理从宽,慈悲为怀吧。如果老佛爷一念之差让神机营把康有为他们就地灭了,或派侦缉队暗中干掉,三年后的“戊戌变法”有没有就很难说了。
遗臭万年的袁世凯最早起家是在朝鲜,他在朝鲜打下了日后统治中国的第一步基础,他是作为近代中国第一任“志愿军”总司令吴长庆的随员去的朝鲜,并很快崭露头角得到重用,他在朝鲜前后共呆了12年,比他短命的一生中干任何事都长得多,他当皇帝只有83天,他在朝鲜替国王编练过一支亲军,叫“镇抚军”,还娶了三个朝鲜姨太太,金氏、李氏和吴氏,(封为第二、三、四位),并结识了唐绍仪等人为日后的政治盟友,他在朝鲜的练兵经历与回国后去小站练兵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朝鲜是后来“北洋军”的摇篮或叫祸起清萍之末。《马关条约》第一次在历史上把朝鲜问题与台湾问题拴在了一起,并且一直影响到今天。前些年中朝关系一度恶化其根子就在台湾。这是后话,台湾问题反过来又影响了朝鲜。
《马关条约》有一条是割让辽东半岛,其中就包括了丹东。如果这条不被俄、法、德三国阻止,按条约丹东人就成日本国民了。条约把中国人的命运和朝鲜人的命运紧紧连在一起了。和在台湾发生激烈反抗一样,在朝鲜半岛也发生激烈反抗,大规模的人口迁移即朝鲜人跨过鸭禄江和图们江就是在《马关条约》生效以后逐步发生的。
清政府心里有愧默许了不断增多的新移民。朝族发展到现在共有200多万人了,《马关条约》为中华民族大家庭增加了一个新成员,这是少数民族中最优秀的民族之一,也是20世纪里与中国革命发生关系最密切发挥作用最大的少数民族之一。在当年黄埔军校,朝鲜族是少数民族学员最多的。在以后的抗日战争中做出过重大贡献和重大牺牲。著名的“八女投江”其中有五人是朝鲜族。毛泽东曾说过,“辽海燕蓟,汉奸何多?”可看看人家朝鲜人有几个朝奸?
拿延边地区为例,据民政部门统计,抗日战争中的烈士共有3125人,其中汉族只有96人,而朝鲜族却有3026人(该地区汉人并不少)。拿东北地区与朝鲜半岛相比较,同样是被日本吞并,在半岛比在东北使日本人受到了更激烈更顽强更长期的反抗,而半岛却比东北小得多人口也少。这些是不争的事实。
如今丹东人刚刚吃了几年饱饭就有些看不起朝鲜人了,总让人觉得有点小人得志的味道,我作为一个丹东人为这种现象感到丢脸。人家不是不能干,是政策不对头。
当人饿疯了的时候,求生就是最大真理,饿死事小失节事大,那只是精英的伦理,而精英太少了。可是饥荒期太长了,人穷志短带有普遍性,当拿不出钱买而又没东西去换,就只有去骗,在朝鲜最困难的那几年,丹东企业和个体户被骗的致少有几千万的货,据说全国被骗了十几亿重点在东北。
朝方心理很复杂,即有被逼无奈的客观严峻形势又有向中国索债的心理要求。他们认为是替中国人在三八线上阻击美国人,是替中国的改革开放保驾护航,(就像当年杨家将为北宋保驾护航),我们这么困难你们应该主动拿出来,还用的着来骗么?骗你没商量!往远了说当年林彪同志的东北民主联军在最困难的时候,我们金主席没等林彪张口,知道林总脸皮薄自尊心强太傲(这个缺点后来要了他的命),就主动送过来十几万日军装备,那可是雪中送炭,国军进攻南满共军借道我们朝鲜往北满跑,为四野部队开辟了“胡志明小道”,四野高干夫人退到我们朝鲜来疗养,特别是你们四野要进关,老毛逼的紧,林总急了,顾不上脸皮薄,派人来求援,金主席够仗义二话不说下命令,全国被服厂加班加点赶制出十万双棉胶鞋送过去,四野部队穿着我们的鞋进的关,这些事算过钱吗?你们老提抗美援朝,那是社会主义大家庭的事,是单为我们朝鲜吗?借着所谓“援朝”你们率先实现了国防现代化(按那时代的标准),你们是用苏联的飞机、大炮、坦克才扛得住美国人的。你们向老百姓吹牛说打败了美国人,可你们伤亡了40万,而美国人死了多少?你们把全国吃奶的劲都使出来了,可美国人只用两手指头陪你们玩玩,希特勒不比你们厉害?日本人不厉害?都让美国人给灭了。如果不是斯大林在欧洲牵制着,美军主力全过来,那样,10个彭德怀也要像毛岸英那样回不去了。刚吃了几年饱饭牛什么逼?据说有不少人要说“不”,这是不懂历史不看实际,是一种狂妄表现,还是先解决你们的三农和下岗问题奔小康吧。
这些观点有失偏颇但也没必要与朝方过多计较,小平同志说不搞争论在这可以适用。大国风范应处处体现,但是丹东人说话的权利也不应剥夺,他们的主流观点认为,救急不救穷,什么事都不能没完没了,朝鲜有三个坦克师其中两个是中国给的,空军的多半是中国给的,丹东成了人民军的总后勤部,武器装备给了那零配件和弹药就源源不断送吧,辽河油田的输油管通过去据说每年60万吨给他们,中国90%的物资都是通过丹东过去的。铁路员工说,列车过去后车皮就被扣下来无论平板还是闷罐车皮都要,他们在国内使,多次要都不给,有一次铁道部急了下令,所有物资停运,这才全放回来。从丹东过去做生意的私企和个体户,90%以上的人都有过被敲诈勒索的经历。这两年才好些。现在双方的边贸99%是这样做,朝方的公司在丹东的银行开有帐户,由银行开出信用证中方才发货。朝方没有私企,公司都是党政军和情报系统的。能到丹东出差是美差,能长住的更是背景深厚的人,他们到了丹东一样泡歌厅、洗桑拿、找小姐,革命本色立马改变,无论是那个系统的人。
啊,新义州
新义州人对中国人最常说的一句话是江姐的那句老话:不知道。这是通行全国的外事纪律,除非是公务需要,否则是会惹祸上身的。你在街上走会明显感觉到一种压抑和沉焖,没有几个胖人,大都脸色发黑无光泽,没有几个衣着亮丽的人。大街上公园里没有几个悠闲自得的人,遇到这样的人十有八九是便衣。
新义州只有发电厂的烟筒还在冒烟,几乎所有的工厂都停工了,即使是电厂也开工不足,有一半的机组坏的,尚在运转的机组是攒起来的,输电线严重老化,因此冬春季节严重缺电,市内的无轨电车停驶多年了,除了平壤全国都一样没有公交系统,没有出租车,自行车都很少,大多数人买不起,能买起的一般是有外快或外援的人。
新义州是平安北道的首府,相当于省会,普遍的生活水平在全国排第三,第一是罗先经济区(在咸镜北道靠吉林边镜),第二是平壤,再后面是沿海城市南浦、元山、清津等,再后面是沿边靠中国的城市。农村是平原稍比山区好一点。
除了军队缺粮是全国性的,无论城市或农村。缺衣也是全国性的,因为耕地不足和气候原因不能种棉花,化纤厂因没原料大都也停产了,所以缺衣。对千百万普通人而言可以下个定义:饥寒交迫。不仅是新义州,全国都一样,很少能看到笑脸。因为生活的担子太沉重了!还有全国性缺房,包括平壤在内。缺房到什么程度?自95年全国陷入经济危机以来建筑业基本全停了,特别是民用建筑,跑遍全国看不到一个像样的在建工地,零星的有用土坯建房,但没有水泥。以上是衣食住行四个方面的基本情况。
朝鲜把社会主义的短缺经济发展到一个崭新的阶段,也是最高阶段了,再发展就全面崩溃了。到了朝鲜我才知道,亚诺什·科尔内的《短缺经济学》里所谈到的短缺现象并未到位,他用商店里排队的长短和排队的多少来衡量短缺程度,其实到了最高阶段是没有任何队可排了,除了外汇商店全国的商店基本上是空的,货架子一排排全是空的。连油盐酱醋都很短缺,没有花生、黄豆、芝麻、葵花子,那里来的食油?土地种粮食都不够还谈得上吃油?盐呢?虽然两面邻海但缺盐场,酱、醋的原料也是粮食,因此也没有。有一次坐火车遇到一个华侨妇女从中国回来,带了两个大麻袋满满的里面都是空瓶子,我问她做什么用,她说很不好意思,这里没有卖的,引起了我的好奇仔细看看,都是旧的饮料瓶,一看就是垃圾堆里捡来的所以有点不好意思。这样的事例很多人们早已习为平常了。
玻璃也奇缺,即使在平壤许多窗户上也蒙着白塑料布成为一道风景线。
新义州的名子来源于义州,义州是个古城,《马关条约》以后日本人加紧侵略朝鲜和中国,第一步要修通铁路,至1910年9月把釜山一直到沈阳的铁路全线惯通,因而正对着丹东的江岸就发展起来,不远处的义州却衰落了。新的铁路口岸因离义州不远就起名叫新义州。
在满洲国时期,听丹东老一辈的人讲,那时新义州的供应比丹东好,物价也比这边便宜一点,日本人优待二等国民,两边的海关虽说都是日本人管着,但关税不同。因此丹东人胆大的就偷着去新义州买东西,其实也是走私,那时叫“经济犯”,被日本人抓住也没好果子。那时新义州人看不起丹东人,此一时彼一时,风水轮流转,可是转动风水的却不是江两岸的人。现在新义州人很羡慕丹东人,无论从眼神还是接处中都能感觉到,这是必然的,人性是相通的。他们也需要自由,但是自由对于他们太稀少了。
中国人一入境需要扣下的物品有:望远镜、手机,不允许入境。朝鲜人你送他们什么礼品都可以,就是不能送收音机,再高档的也不敢要,那是犯法的。外部的广播、电影、电视、书刊、报纸一律禁止百姓接触,文化艺术娱乐生活非常贫乏。人与人之间互不信任戒心很大,你和一个中年人或青年人混熟了他可以告诉你很多事情,但如果有别的朝鲜人在场就不敢说了。接触多了长了你会发现绝大多数朝鲜人对中国人是非常友好的,这种友好其内涵很丰富,即包含了想得到点儿小便宜,也有想了解外部世界的强烈愿望,但更多的是其善良本质。而且在本质上他们非常自尊自爱,至于伸手要东西那确实是因为太穷出于无耐。
经验会告诉人,与中国人接触不会吃亏,那怕是一支香烟也很好,他们的烟太难抽,烟叶太次没有香料呛嗓子。当然,有公务接触的人不会只得到一支。有一个关于烟的故事,某中方一个大公司为开展业务公关,送一箱“云烟”给朝方的副总理级以上的一个大人物,托列车员给带过去,在新义州车站被海关人员“卡”下了三条,车到平壤后该公司办事处的人来接发现少了,可能是当初有承诺而现在少了不说纸箱也撕坏了,一怒之下告了状,上面马上查下来海关的人傻眼了,低三下四求这列车员不要砸他们的饭碗(这可是肥差)并且不让发车,这列车员无耐只好写了证明说他们没拿。以后这列车员再带什么都不管了。
新义州车站是朝鲜面对长期国际制载与封锁状态下最稳定的最大的战略咽喉,这个大通道太重要,因此在管理体制方面与中国不同,中方是边方海关商检各有归口,朝方是统一归国家保卫总局,他们的权力和来头还小么?
你不出车站就能看到站内外永久性的标语墙,其中主要口号是:伟大领袖金日成主席永远和我们在一起!伟大的指导者金正日将军是人类21世纪的太阳!这样的宣传标语和塑像画像遍布全国城乡(包括所有的行政村)使你无处感觉不到这两个巨人的伟大存在,很容易使人联想到中国早年文化大革命中的“红海洋”,据老人讲20年前并不这样,“文革”时朝鲜是反对这一套的,那时在鸭禄江边架着大喇叭冲中国广播,内容有这一项。
在车站内外你很容易把中国人与朝鲜人分别开,无论有几百或几千,误差率不会超过5%,这从衣着、胖瘦、脸色与精神状态很明显区别开。其实更重要的差别是内在的,20多年改革开放与封闭停滞(基本上)对于历史长河只是一瞬间,可对于一个人而言却是三分之一的宝贵人生,对一个社会却要影响几代人的命运(邓小平改革开放的功绩之伟大,站在朝鲜土地上能更深切的感觉到,在此向他表示深深的敬意),特别是在这个新技术革命与知识经济与全球化浪潮翻滚的大变革时代,中国抓住了这次机遇,而朝鲜放弃了这次机遇,造成了人内在的差距非常巨大,作为一个游客感觉不到,你接触不了社会,你只接触旅游点,但是作为商人你就感到很难,差距太大,因为双方对话的“语言”不一样,这“语言”包括意识形态价值观不同,知识结构不同,专业知识层次差距过大,例如双方谈建材生意,你得先讲课,国际上建材新科技,中国内建材品种与用途等等,很累的。例如谈投资项目,比如说投资煤矿,他们对先进设备没听说过自然不敢接受你的报价,那就扯皮去吧,也很累人。有时你会觉得彷佛回到了中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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